賽德克巴萊：多重決定的霧社事件

台灣原住民和霧社事件是革命

在幾何學裡，除了平行之外，還有一種更漠然的關係，表面看上去是交錯著的，然若進入關係的內裡則會發現彼此是兩條毫無瓜葛的直線，這就是所謂的歪斜。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的發生往往都是某些機率的交錯，並在非常特定的情境之下產生，其中的行動者始終無法精密規劃或預測，更不用說通盤左右事件的結果。他們能做的很有限，但卻還是義無反顧的這麼做了；他們預知自己的未來已被命定，卻在宿命的死亡之前毫不畏懼。這個抉擇是何等智慧與勇敢，一個真正的賽德克巴萊。

看完電影之後，我最受不了也最關注最高興的，就是中國電影人的反應。這種情感很複雜，一方面知道這是兩種不同生活感性的歧異，卻又很主觀的厭惡著中國電影人對日本、漢人和台灣歷史的制式化反應，令人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在看電影，還是在看自己想捏造的歷史故事。

電影上映之前，中國和台灣雙方在威尼斯影展一起看了首映。會後鳳凰網等主要中國媒體批評該部作品是「偽史詩」：認為缺乏統一的觀點，也沒有前後一貫的論述技巧，更在影片最血腥與慘烈之處爆出了觀眾的笑聲，嚴重影響了電影情感的整體性。當時電影尚未在台灣上映，坦白說我也很懷疑這麼複雜的議題，在那麼拮据的環境之下，我們的魏導究竟會妥協到什麼地步，於是感到非常擔心。

然而看了電影之後，我恍然大悟中國電影人的內心世界，深深佩服魏導說故事的功力和細膩，並明白了台灣電影之所以稱為台灣電影的獨特之處。據媒體指出，在拍片過程中魏導曾經尋求中方資金的挹注，但中方卻要求增加一個記者的角色並期待改寫漢人在電影中的處事態度。他們希望片中的漢人必須能夠曉以國家大意，言下之意就是要批評日本人，因為他們預設的國家，自然是社會主義革命之下的新中國：一個還必須要仇日的國家。

然而，如果魏導做了這樣的刪改，這部電影將失去其中的台灣性：在1930年代受制於日本，為了自己在山區的土地而抵抗的生活尊嚴。五個多小時的無奈不僅在情感上是嚴酷的考驗，在智識上也是一項艱難的工程，完全展現事件發生的脈絡和其中的必然性。作為殖民的一體兩面，當血腥成了不分老少的情緒表達，殺戮的必然性只是對於不公平的憤怒和渺茫未來的戰鬥，如此簡單；就在觀影的無奈身後，一切關於是非的理性辯論似乎都顯得道貌岸然。小孩衝進傳習所殺光日本人之前，那稍縱即逝的短暫同情心，不過是天然人性的一部分，還有更大的關於生存的問題糾纏著個人和集體的生命；在觀影的無奈之外，一切關於國族的價值判斷多半都是人造的後話，充滿了不同版本的變態。女人為了成就男人所選擇的自願犧牲，是對祖靈的信仰，以及對生命最高價值的實踐和勇氣，儘管女人們確實明白這是一件非常瘋狂且傷心欲絕的事，但她們仍做了──偉哉，女人；除了觀影的無奈，一切基於西方女性主義的概念和文明野蠻分界線的探討，似乎都像是五鬼搬運的磚塊，硬塞給這座賽德克森林的歷史。

霧社事件的發生是多重決定的。故事的敘事結構也是多重展開的，劇情的主軸至少包括了：日本人和賽德克族以及馬赫坡社和道澤社這兩組對立的平行線；在這兩組決定性的平性結構之內，還有善良的日本人和兇殘的日本人之間的分別，以及賽德克族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差別。這也是為什麼大牌明星在戲裡都不搶戲，因為這部電影的重點是事件的經過及其中隱藏的巨大無奈，而不是某位主角的觀點。聰明的觀眾能夠很輕易的感受到其中的矛盾和對立，以及同一個人在不同階段對自己的信仰的轉折和懷疑。這正是整部電影最龐大而精彩之處，讓觀者在電影院盡情感受時代紛至沓來的馬不停蹄，以及在當時想要衝破一切障礙的渺小希望。

這是一部複雜而有深度卻又非常漂亮的電影，導演延續在海角七號裡多重的敘事觀點，向我們傳遞一個非常簡單的感受：在海角七號是熱血，在賽德克巴萊則是無奈。對於同一件事，不同的人當然有不同的觀點和感受，但卻同時決定了事件發展的方向。在海角七號裡，那些和情節主軸不一樣的聲音，被處理為爆笑的題材和取悅觀眾的賣點，包括國寶的吉他和馬拉桑的推銷。在賽德克巴萊這樣的史詩裡，不同的聲音被扶正到一個真正的人的層次上來談，沒有誰只是為了取悅觀眾，他們是來戰鬥的，於是成就了這一部台灣歷史的電影。

在1930年代，台灣是日本的一個殖民地，皇民化運動在不久之後便嚴正的展開，企圖讓台灣人成為日本人。在這個關鍵的年代，霧社事件何止是武裝抗暴、何止是野蠻血腥、何止是部落對立、何止被利用來佐證國族的情感、何止是生存的掙扎和尊嚴。它講述著1930年代的心情，在當時，一個賽德克巴萊的想法和願望，以及他們做過的那些非常龐大的事情。霧社事件遠比歪斜幾何更複雜，如果我是當時的莫那魯道或者小泉警官還是花崗二郎抑或是一個懷孕的女性，我或許也會做出跟他們一樣的事；也或許我拒絕了犧牲，想要抵抗這整個時代加在我身上的宿命，但霧社事件還是這樣發生了，勇敢的人就這樣犧牲了。台灣的歷史和情感就在這樣的齟齬和曖昧之中前進著，想被聽到，被看到，被理解，想被當成一個賽德克巴萊真正的人，想要好好的活下去。